贡茶

贡茶（古代中国朝廷用茶）是中国古代专门进贡皇室供帝王将相享用的茶叶，贡茶制度是历代皇朝强加给茶农百姓的一副沉重枷锁。贡茶初始，只是各产茶地的地方官吏征收各种名特茶叶作为土特产品进贡皇朝，属土贡性质。自唐朝开始，贡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上贡外，还专门在重要的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一个做茶膏的院子），由官府直接管理，细求精制，督造各种贡茶。但无论是土贡，还是官营的贡焙，无疑都是对茶农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贡茶制度实质是一种变相的“税制”，从茶业者深受其害，对茶叶生产的发展不利，这就是贡茶制度的消极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历代皇朝对贡茶品质的苛求和求新的欲望，迫使历代贡茶不断创新和发展，因而促进了制茶技术的改进与提高。随着历史的发展，贡茶的品目越来越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贡茶的发展为中国名茶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正是如此，历史上的很多贡茶品目，仍然保留着它的名称和传统的品质风格，这也是历代茶人对中国茶业的贡献。

贡茶除了贡物制度的强制性敛取之外，还有一种地方上的主动推荐贡献现象。这种现象也是使贡茶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

普洱贡茶，雍正十年，即公元1732年正式列入贡茶案。当时，云南总督鄂尔泰在普洱府宁洱县（今宁洱镇）建立了贡茶厂，选取西双版纳最好的女儿茶，以制成团茶、散茶和茶膏，敬贡朝廷。清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成团，有大中小三种。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称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 制贡茶的茶叶，据传均由未婚少女采摘，且都是一级的芽茶。采下的芽茶一般先都放之于少女怀中，积到一定数量，才取出放到竹篓里。这种芽茶，经长期存放，会转变成金黄色。

1963年北京故宫处理清宫贡茶，总计有两吨多，是普洱茶。据中华茶人联谊会副秘书长、高级经济师王郁风先生《普洱茶与清皇朝》一文载：“本世纪60年代初，北京故宫茶库里还存放着清宫没有吃完用完的贡茶数吨，其中仍有普洱茶、女儿茶、茶膏。

志书记载，宁波贡茶从元（1271———1368）初开始，到明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历时长达300余年。数量众多。“每岁额贡茶芽二百六十斤。”据清人《棘林杂俎》记载，出产名茶的江西九江府贡茶岁额也不过120斤，而宁波府的慈溪县竟超过九江一倍多；若以县论，浙江茶叶产地桐庐、建德，每县贡茶不过5斤，而分水县仅为1斤。

在制茶局负责监制贡茶的，为当地知县。每年清明前一天，知县从县城来到车厩岙，至谷雨才能回衙门。所采全为茶芽，采摘的人多为豆蔻年华的处子。

唐代

蒙顶茶：唐代国势强盛，是贡茶大力发展期，呈现出规模性，技术性和强制性。在众多贡茶中，蒙顶茶独占鳌头，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曾说：“风俗贵茶，茶之品名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蒙顶茶的贡茶身份一直延续，我国研究茶史的专家惊叹：这在中国茶史上也是罕见的。据制茶大师透露，蒙顶茶甄选明前独芽，采于蒙顶山海拔1400米以上皇茶园（蒙顶主峰的五个小山头之中的茶园）及五峰有机茶园，纯手工制作；干茶扁平挺直，嫩绿油润，嫩芽银毫，内质嫩香浓郁，汤色清澈绿亮，滋味鲜嫩甘爽，叶底全芽均亮。品之，即感山之巍峨，水之清明！如此好茶，怎一妙字了得！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曾被列入贡茶的当今名茶

当今的中国名茶和地方名茶中，有许多曾被历代皇室列入贡茶，计有（不完全）：

秦灭蜀之前，古巴蜀先民主要利用的是野生茶树，2300年前的古巴蜀人还处于原始、简单农耕生活状态，生产落后，主要种植水稻、小麦、 玉米等农作物和驯养家禽、家畜，对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有相当高的依存度。因此对茶叶的利用，时间上可能已经超过3000年，利用方式上应该比较原始。最早食用鲜叶，之后是摘下叶片晒干收藏、烹煮羹饮。

在秦灭蜀之前，茶叶的利用也仅限于巴蜀地区。尽管不能证明茶树的种植始于何时，但是，从现存世界上关于茶叶最早记载的王褒《童约》和 吴理真在蒙山种植茶树的传说，可以证明四川是茶树种植和茶叶制造的起源地。能够证明的最早开始人工茶树种植的地方是四川雅州的蒙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