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茶的中国茶叶的龙头

北苑有金灿灿的历史，也有茶工茶农的血泪，但不管怎么说，它却是中国茶叶史上一颗最耀眼的明珠，是茶叶的龙头，是研究茶史不可忽视的最最重要的篇章。

北苑的最大贡献是使团茶的采制技艺发展到顶峰。苏东坡有一首讽喻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宠相加，争相买宠出新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这里讲的“前丁”即丁谓，北宋太宗朝进士，咸平初（998年）任福建转运使，在建安北苑督造凤团，精品年产不过四十饼；“后蔡”是指蔡襄，在丁谓漕闽之后相隔42年，即庆历初任福建转运使，又在北苑督造出小团龙凤茶，“其品绝精，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大小团茶都是当时极品，除供皇室御用外，只有少数分赐近臣。到了熙宁年间（约1071年）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又造出比小团更加精奢的“密云龙”，密云龙也是二十饼为一斤，但等级在包装上加以区别，双袋装的叫双角团茶，不论大小都用“绯”包装，用来赏赐大臣，而御用“玉食”则独用“黄盖”。《清波杂志》上说宣仁皇帝因为被“戚里贵近”乞赐密云龙闹得不得安宁，恨叹说：叫建州今后不要造密云龙算了。当然密云龙仍在采造上供，而名声却更大了。到绍圣间（1094—1097年）奉诏把“密云龙”改为“瑞云翔龙”。据史籍资料，建安团茶最精美、最繁盛的高峰，当是宣和年间郑可简漕闽之后的事，他把团茶分成细色茶五纲四十三品种，根据不同采制时间和茶树品种，“形制各异”。这五纲的第一纲叫试新，顾名思义，这是最早的试产茶，产区斗茶常用这种茶；第二纲叫贡新，最早上供的贡品；第三纲有龙团胜雪等十六个品种；第四纲有万春银芽等十三个品种；第五纲有瑞云翔龙等十二个品种。这五纲细色茶一旦焙成便速派官员飞骑急驰送入京师，到全部发完时夏季已过半了。按《宣和北苑贡茶（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特产）录》说：第三纲中的白茶和龙团胜雪两色是在惊蛰前即“兴役”采制了，欧阳修所说的“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尝新茶（春季采摘的头几批鲜叶）”，到宣和时上供时间又提前一些。淳熙十四年（1187年）赵汝砺著的《北苑别录》，与六十年前的《宣和北苑贡茶录（宋熊蕃撰谱录书）》所列细、粗分纲品名基本相同，这说明“贡纲”制品已成不变之法，换句话说，此时茶采制技术已达到顶峰。

北苑御茶设官衙督造，掠民山、役民力，不惜工本，用徭役丁夫血汗凝聚起来而标榜封建王朝皇冠上的这颗耀眼明珠，也植下了劳动者的愤恨之根，招来了一拨又一拨的抗争。宋元改朝换代的战乱，元初黄华在建安树旗反元，一次又一次给北苑御茶以沉重打击，元成宗大德初（1297年）被迫在武夷山筹建御茶官焙，以替代北苑。大德六年御茶园（元代皇家御茶园的遗址）正式移置武夷山九曲溪的第四曲溪旁，北苑则交给建安县地方官府营办。这便是史志上记载的北苑官焙为什么转移到武夷山的缘故和过程。武夷官焙产量少，不足以供上御用，原来北苑所辖的茶园仍由地方官府承办，生产龙凤团茶（产于建安北苑的茶）上贡。因此，同属于建宁府的建安县北苑官焙和崇安县武夷官焙，一样地打上龙凤团茶的牌子上贡。这种两县官府营办御茶的情形，很有点像本文开头所说的顾渚与阳羡共办紫笋御茶一样。建安与崇安，直至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下令罢造龙凤团茶而同时结束了官府营办御茶的历史。

第一，在北苑存在时期，也是中国茶学研究步入系统化、科学化时期，而且主要的茶学专著是以北苑为研究对象的。已知宋代二十多部茶叶专著中接近三分之二讲的是北苑，这中间影响较大的有丁谓的《建安茶录》、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黄儒所著书籍）》、刘异的《北苑拾遗》、周绛的《补茶经（唐代陆羽创作茶学专著）》、吕惠卿的《建安茶记》、熊藩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章炳文的《壑源茶录》、顾元庆（明藏书家、刻书家、茶学家）的《茶谱（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范逵的《龙焙美成录》等等，连徽宗皇帝赵佶也参与了研究，写下《大观茶论（宋徽宗赵佶所著的关于茶的专论）》，这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更是顾渚、阳羡时期所未见。

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上说顾渚山紫笋茶（浙江省长兴县茶叶）采制最多时“役工三万，累月方毕”。袁高的《茶山诗（唐代袁高诗作）》更说：“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所有这些，确实都说明了顾渚贡茶的规模很大，耗资不少。这个由州官建立起来的中国最早的御茶苑，到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因“命建州置的乳茶，号京铤，乃罢贡”。算来一共存在176年。

御茶从规模而言，北苑大于顾渚、阳羡。《嘉靖建宁府志》载：宋代北苑官焙有三十二所，小焙数十所，分内园外园，内园三十六是专供“玉食”的，外园三十八是采制赏赐大臣的，按宋子安的《试茶录（古代中国饮茶论著）》等专著，内外园面积不少于一百平方公里。每到采制季节，便征召建宁府六县丁夫上山采制，多则七八万人，少则五六万人。这跟顾渚、阳羡派用徭役是一样的，只是规模更大，徭役更多。

北苑，可以说是中国茶叶的龙头。理由有四：

建茶极品北苑御茶

说贡茶（古代中国朝廷用茶），中国朝朝代代多的是。所谓“贡品”，凡民间上好物品上献朝廷供皇室用者皆可谓贡，有吃的、用的、玩的。如果论中国御茶，历史上只有两个，一是顾渚御茶，一是北苑御茶。顾渚御茶产在湖州、常州接壤的长兴、宜兴边境一带，北苑御茶产在建州（今建瓯）境内。

第四，对茶的关注、赞颂、以茶会友、以茶交际，并付之以诗文的风盛时代，当推宋朝。宋朝文人中吟茶诗词歌赋，相互传唱，十分普通。特别是在宋代古茶诗、茶词中几乎有一半以上是褒赞颂扬北苑贡茶和建茶的，其作者之广、篇幅之多为历史所罕见，也是其他茶类所未有的。茶诗茶词增大了茶文化氛围，也是茶文化的巨大助推器。建安北苑正是引领宋代茶文化的龙头，其诗词之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建州北苑御茶的地位问题，1990年5月，南京农大教授朱自振、中国茶叶博物馆（浙江省杭州市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茶文化专题博物馆）主任张子华两位专家到建瓯考察北苑御茶的历史文化，到东峰镇裴桥村林垅山察看宋庆历间所刻的记录龙凤贡茶始创年代、焙址的凿字岩后，发表了权威性论断，争论至此划上句号。1995年元月，日本前东京博物馆副馆长、茶史专家林物晴三等专家实地考察了北苑遗址和凿字岩，高兴地叫道：“找到了中国茶的龙头啦！”并捐款二百万日元建立凿字岩保护亭。

北苑御茶和顾渚御茶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首先，北苑最初是闽国朝廷于龙启元年（933年）办的御茶苑，其后建州被南唐占领，御茶苑又被南唐朝廷（保大初）接管；南唐亡，宋开宝初（968年）北苑被宋朝廷派官员接管，先有丁谓，继有蔡襄（北宋官员、书法家、茶学家、文学家），代有重臣襄其事，成为北宋、南宋以至元代的朝廷御茶苑，直至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罢造，御焙关闭，共存在458年，比顾渚、阳羡多存在282年。当然，不论顾渚、阳羡还是北苑在官焙关闭之后，都像殒落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光芒落入民间，并且仍然由地方官府征集其地民间精品茶入贡，这种情形跟御茶又自当别论了。

第二，正是风盛的茶学研究，大大促进了团茶制作技艺的不断提高，同时也推动了茶文化的快速发展。唐代的刘贞亮，把饮茶的好处加以总结归纳，提出茶有“十德”、“以茶可行道”的学说。但是把茶文化升华到一个新境界，比较完整地创立茶道精神（和、敬、清、寂四规）的，当推宋徽宗赵佶。赵佶，史称“善百艺”，创瘦金书法，在音乐、绘画、诗歌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对茶学也有颇深研究。他以建安北苑、壑源为研究对象，写出的《大观茶论》中，最先提出“清、和、澹、洁”四字的茶品精神，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公认为茶道风范。在赵佶提出茶品精神后，茶道之风开始在朝廷内外形成，三十年后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日本高僧茶西禅师到中国求禅朝佛，带去了《大观茶论》，并把赵佶所提的茶道精谛翻释成“清、和、澹、静”四字，在日本传播，引起极大反响，后来武野绍鸥（日本茶坛名人之一）、千利休（日本茶道家）等人逐渐完善，形成了日本茶道。因此，我们有理由认定建安是我国茶文化的发祥地并不过分。

第三，带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的斗茶活动，始于唐而盛于宋。陆羽（唐代茶学家、茶文化奠基人）的《顾渚山记》写到斗茶；但把斗茶豪情和宏大场面描写得淋漓尽致的则是范仲淹的《斗茶歌》和唐庚的《斗茶记》。他们写出了斗茶的文化氛围，更写出了东方文化的特色。据一些史籍资料记载，斗茶文化是丁谓、蔡襄在建安主持漕务、监造龙茶时，将斗茶引向上层社会、引进宫廷、播向各地的。与此同时因斗茶应运而生的是建窑所产的黑釉瓷茶盏，日本僧人到我天目山拜求佛禅带回建盏，称为“天目瓷”，被视为“稀世之宝”。据史籍资料载：在宋代和斗茶形成姐妹篇的“分茶”游艺，也由北苑茶官传入上层社会。分茶法是茶文化中的一种绝技，后来随着团茶的消失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