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政

贡茶（古代中国朝廷用茶） 一种无偿征用或定额实物税。贡茶起源于周武王时期，当时作为贡送的礼品。

唐代贡茶分为两类：

①专设官焙（官办的制茶工场）所制造的御用珍品。

②规定特定的地区所进贡的茶。是一种实物纳税制度。自唐代起，贡茶成为定制。宋代茶园多为民间经营，仅福建、江西设有官茶园和官焙制造贡茶。

其时斗茶流行，福建所产建茶取阳羡茶和顾渚紫笋茶（浙江省长兴县茶叶）而代之。元朝的贡茶始于武夷置场官工员。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诏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清代在杭州西湖龙井（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设有御茶园（元代皇家御茶园的遗址）等。

茶税（税务局茶叶税收） 又称茶课。是一种以实物或货币纳税的制度。唐代后期，财政困难，因此在德宗建中元年（780）实行茶税。兴元元年（784）罢茶税。

贞元九年（793）复茶税，以代水旱田租，化为常税，产茶州县和茶山就地征税，商人贩茶以三等定估，十取其一。长庆元年（821），茶税率增为15%，武宗会昌年间正税之外，又加一种“塌地钱”，实为过境税。

唐宣宗大中初年立茶法，取消横税，保护纳正税商人。自唐代起，历朝相因，茶税成为国库的主要收入之一。

宋代，茶叶实行官买官卖，既榷茶又征税。元承唐宋，强征茶税，自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后的近40年内，茶税增加了360倍。明代茶政以榷茶易马为主，收税为辅。清朝亦征重税。

榷茶 一种官营专卖制。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改茶税为榷茶，并设榷茶史，规定茶的种植、制造、销售全部归官府掌握，旋即夭折。宋代在绝大部分产茶区实行唐代始创而未行的榷茶法。宋代的榷茶为“榷法”，与唐代比较，更为具体完备。京师(开封)设有总管全国茶盐贸易的机构——榷货务。自宋太宗雍熙年间至仁宗至和二年（984～1055），茶法屡变。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罢通商法，恢复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的榷茶制度。四年，行卖引法，即商人高价买茶引，凭引向园户购茶(自付茶价)。严密的卖引制度由此开始，元明清三代皆行卖引制。自咸丰(1851～1861)以后，普遍改为厘金税，这样榷茶之制就改为民间自由经营。

边茶 对边疆地区的茶政。历代王朝对于好饮茶而又不产茶的边疆地区的控制，主要通过两种办法：①对茶叶供给采取限量、直接分配的办法，以求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②实行茶马互市（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即以少量的茶交换多数战马。最早见于唐朝，但未成定制。自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在蜀置买马司，设官茶场（后二者合为茶马司），规定以四川的茶叶交换“西番”各族的马匹，这才确定为一种政策。宋代以后，除元朝外，明清两代都沿用宋制，在四川、陕西等地设立专门管理茶马互市的机构——茶马司。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废茶马司，茶马互市也随之淘汰。茶马互市在中国历史上对繁荣农牧业经济，促进民族团结，曾起过积极作用。

“饮茶盖起于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北人饮之，殆在其后，外蕃有此物，尤为晚焉。前引《封氏闻见记》谓“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可为南北嗜好先后不同之证，因而外蕃饮茶，必在北人之后。同书又谓:“(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知以茶与外蕃易马，不始于宋，实始于唐，亦可见中国茶叶输人外蕃，开始于唐。外蕃嗜好中国之茶盖亦有故。《宋史·职官志》云:“(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明史·食货志》谓:“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与此正同。而陆游《南唐书》提及:契丹虽通商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确系实情。北蕃好食肉，必饮茶，因茶可清肉之浓味。今蒙古人好饮茶，可为例证，不饮茶，多困于病，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团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价买之，宋张舜民《画漫录》云:“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鳞为副，曰:‘盖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俦敢与北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辽，广贮团茶，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

似此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皆以茶马为羁摩。......明代对于茶之贸易，虽不行专制，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斩，并立茶马司，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同时，又于产茶之地，十株取一，无主茶树，十分取八，其对于茶之需要，可为尽心而为之，而要不外为“制服西戎之术”。由此可知，中国茶叶传于外蕃，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故茶自唐课税之后，对内既为国库所关，对外复为安危所系。”

茶叶，在唐以前并无税制，中唐时期，随着茶叶生产发展，茶农一获利，统治阶级赖以自下而上的各种法律、税赋、机构就随之而来，并成为统治阶级巧取豪夺、压迫和剥削茶农，限制茶叶生产发展，掠夺和独揽茶利的一种手段。

一、茶税与茶法

我国茶之征税，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国库拮据，政府以筹措常平仓本钱为借口，“诏征天下茶（中国古代婚俗）税，十取其一”，征税以后，发现税额十分显著，以后就将这一临时措施改为“定制”，与盐、铁并列为主要税种之一，并相继设立“盐茶（《茶叶实用知识》中的方剂）道”、“盐铁使”等官职，据新旧《唐书》记载，茶于中唐立税以后，税额并不因国库收支的好转而有所减免，反倒根据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到公元804年，茶税每年增加到四十万缗。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除正税以外，又增加一种“过境税”，叫“塌地钱”，至宣宗大中六年（852）更通过当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制订了“茶法”12条，严禁私贩，使茶税斤两不漏。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内容是：

1、茶商贩送茶叶沿途驿站只收住房费和堆栈费，而不收税金。

2、茶叶不准走私，凡走私三次均在100斤以上和聚众长途贩私，皆处死。

3、茶农（园户）私卖茶叶100斤以上处杖刑，三次即充军。

4、各州县如有私砍茶树，破坏茶业者当地官员要以“纵私盐法”论罪。

5、泸州、寿州、淮南一带税额追加50%。

我国茶叶专卖制度和税法，发展到宋代，更为严厉，并成为发展茶叶生产一大障碍，曾诱发多次茶农起义。据文献记载，宋朝的茶税法，先后改革多次，即所谓“三税法”、“四税法”、“贴射法”、“见钱法”等。这些改革，换汤不换药，都是坚持国家专卖。后又经元、明、清，改“榷茶制”为“茶引制”，直到清咸丰以后，由于当时国际国内茶叶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才将“茶引制”改为征收厘金税，民间逐步恢复自由经营。所以，茶叶专卖的税制和法律在中国历史上历经千年之久，得利的是政府，而吃亏者总是百姓。

所谓榷茶，即茶的专营专卖。这一政策始于中唐时期，文宗太和九年（835）当时任宰相之王涯奏请榷茶，自兼榷茶使，令民间茶树全部移植于官办茶场，衽统制统销，同时将民间存茶，一律烧毁。此一法令刚一颁布，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王涯十月颁令行榷，十一月就为宦官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所杀。令孤楚继任“榷茶使”，吸取王涯的教训，即停止榷茶，恢复税制。所以，唐代实行榷茶历史不到两个月，真正厉行“榷茶制”的，是从北宋初期开始，首先在东南茶区沿长江设立八个“榨货务”（官府的卖茶站），产茶区设立十三个山场，专职茶叶收购，园户（茶农）除向官府交纳“折税茶（宋代园户以茶向官府交纳的实物税租）”以抵赋税以外，余茶均全部卖给山场，严禁私买私卖。

到了北宋末期“榷茶制”改为“茶引制”。这时官府不直接买卖茶叶，而是由茶商先到“榷货务”交纳“茶引税”（茶叶专卖税），购买“茶引”，凭引到园户处购买定量茶叶，再送到当地官办“合同场”查验，并加封印后，茶商才能按规定数量、时间、地点出售。“茶引”分“长引”和“短引”两种，“长引”准许销往外地限期一年，“短引”则只能在本地销售，有效期为三个月。这种“茶引制”，使茶叶专卖制度更加完善、严密，一直沿用到清乾隆年间，才改“茶引制”为官商合营的“引岸制”。“引岸制”的引，为茶引，“岸”是口岸，指定的销售或易货地点。“引岸制”即为凡商人经营各类茶叶均须纳税请领茶引，并按茶引定额在划定范围内采购茶叶。卖茶也要在指定的地点（口岸）销售和易货，不准任意销往其他地区。“引岸制”的特点是根据各茶区的产量、品种和销区的销量品种，实行产销对口贸易。这样有利于对不同茶类生产、加工实行宏观调控，做到以销定产。

所谓贡茶，即产茶地向皇室进贡专用茶。向朝庭贡奉各种乡奇特产，是封建社会早有的定俗。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即有关于中国最早贡茶的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西南巴、蜀等国向武王进贡盐、铁、茶、蜜的史实。

到了隋代，炀帝杨广在江都（江苏扬州）得了头痛病，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闻之，携天台茶专程去扬州为隋炀帝治病，得茶而治之后。炀帝大喜，遂令全国大行茶事，推动了隋代王公贵族饮茶之风大兴。

初唐时，各地继续以名茶作贡品，其中不乏贪图名位、阿谀奉承之人为了个人升迁而向皇上纳贡。但随着皇室饮茶范围扩大，贡茶数量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官营督造专门从事贡茶生产的“贡茶院（一个做茶膏的院子）”，首先在浙江长兴和江苏宜兴出现。据《长兴县志》记载，顾渚贡茶院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直至明洪武八年（1375），兴盛期长达600年，其间役工3万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场30间，烘培工场百余所，产茶万斤，专供皇室王公权贵享用。

唐代诗人，曾做过湖州刺史的袁高（727－786）《培贡顾渚茶》的长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生产贡茶庞大的规模和茶农的艰辛。诗曰“……动生千金费，日使万民贫。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甿辍耕农耒，采掇实苦辛。……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心争造化功，走挺麋鹿均，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

到了宋代，饮茶风俗相当普及，“茶宴”、“斗茶”大行其道，尤其宋徽宗赵佶，爱茶至深，亲撰《大观茶论（宋徽宗赵佶所著的关于茶的专论）》，皇帝嗜茶，必有宦臣投其所好。因此，宋代贡茶较之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保留顾渚紫笋贡茶院以外，又在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县）设立规模更大的贡茶院。据宋子安写的《东溪试茶录（古代中国饮茶论著）》（1064年前后）记载“旧记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间所苦……至道年（995－997年）中，始分游坑、临江、汾常、西蒙洲、西小丰、大熟六焙。录南剑，又免五县茶民，专以建安一县民力裁足之。……庆历中，取苏口、曾坑、石坑、重院属北苑焉。”

除此以外，宋代相继还在江西、四川、江苏、浙江设御茶园和贡院院，生产极其费工费时之“龙团凤饼”供朝庭享用，每年花去大量民脂民膏。

明清时期，贡茶制继续实行，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四川蒙顶甘露，杭州西湖龙井，江苏呈县洞庭碧螺春，安徽老竹铺大方都被当朝皇上饮定为“御茶”。西湖龙井村至今保存的十八棵御茶，就是乾隆皇帝游江南时（公元1753年）微服私访狮峰、至胡公庙前品尝了和尚献上香茶，十分高兴，遂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然而，皇帝的欢心、换来都是百姓的苦难。杭州诗人陈章写了一首《采茶歌（湖北省、江西省赣南山区盛行的地方民曲）》充分揭露贡茶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凤凰岭上春露香，青裙女儿指不长。

渡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

催贡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壮。

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

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皆以茶马为羁摩。......明代对于茶之贸易，虽不行专制，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斩，并立茶马司，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同时，又于产茶之地，十株取一，无主茶树，十分取八，其对于茶之需要，可为尽心而为之，而要不外为“制服西戎之术”。由此可知，中国茶叶传于外蕃，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故茶自唐课税之后，对内既为国库所关，对外复为安危所系。”——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以茶易马，是我国历代统治阶段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即在西南（四川、云南）茶叶产地和靠近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制订“茶马法（中国旧时封建政府用专控茶叶向西北少数民族商人交换马匹的制度）”，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即边区少数民族用马匹换取他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茶叶，据史籍所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经略安抚使王韶在甘肃临洮一带与人木征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在四川征集，并在四川四路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茶叶收购和以茶易马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茶场”和“买马场”，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茶马司）从事以茶易马交易，不准私贩，严禁商贩运茶到沿边地区去卖，甚至不准将茶籽（被誉为东方橄榄油之称）、茶苗带到边境，凡贩私茶则予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茶马司”官员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严酷，目的在于通过内地茶叶来控制边区少数民族，强化他们的统治。这就是“以茶治边”的由来。但在客观上，茶马互市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茶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西部增设北胜州茶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废止。

目前中国茶的种植面积第一、产量第二、出口第三、创汇第四，这是中国茶叶在世界上地位的真实写照。2006年全国茶园面积为2175万亩，比上年2028万亩增长7.2%。全国茶叶总产量首次突破100万吨大关。全年茶叶平均单价为24.8元/公斤，全国茶叶农业总产值为248亿元，比去年219.2亿元增加13.1%。我国是茶叶大国，但还不是茶叶强国。

1：生产主体以茶农为主，生产方式各有侧重。传统的生产方式、加工方式是我国茶叶生产的基本特点，我国茶叶生产主体主要有：一家一户的茶农；茶商或茶叶大户；委托加工基地；有一定生产规模的茶场。我国茶叶一直沿袭着传统的生产方式，主要特点是：中高档茶、名优茶以手工为主；中低档茶、大众茶以机制为主。

2：区域分布明显，茶区快速发展。我国红茶区主要在广东、云南；乌龙茶区主要在福建；花茶区主要在福建、广西、湖南等；名优茶区主要有浙江、湖南、四川、安徽等省。特色茶产区已经成为我国茶叶发展的新亮点，如新昌的龙井产区，平江的银针产区，安溪的乌龙茶区，云南的普尔茶区等等。由于我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实施及各地大力调整农业及农村经济结构，新型茶区正在快速发展，如山东日照茶区、陕西午子茶区及湖南、云南、广西、重庆等地的新茶（春季采摘的头几批鲜叶）区就是这几年新发展起来的。

3：产品结构变化加快，新品成为新的增长点。市场趋势表现在：普通红茶、中低档红茶继续下降，高档红茶有一定市场。花茶在经历了长足发展后总量正在减少。绿茶快速增长，绿茶中，名优茶发展快。乌龙茶快速发展，保健茶生产增长，市场稳定。传统茶叶创新速度加快。茶产品结构正在朝优质、有机、特色、质优价廉方向发展，总体结构不断优化。

4：经营企业数量多，龙头企业少；产品多，名牌少。茶树种植以农户为主体，平均每户仅1亩左右，能制茶或开个茶庄就算一个企业。全国仅加工茶叶的茶厂6.7万家，平均每个茶厂年加工茶叶仅15吨。加工企业由于规模小，导致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不稳定。经营企业中由于缺乏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没有知名品牌，出口茶叶只能以原料茶为主，受制于人，难以开拓市场。中国有近千个茶叶品牌，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是凤毛麟角，象“立顿”这样的世界级品牌，对中国茶产业来说，现阶段就是一种奢求。由于生产工艺简单，产品质量、原料、感观品质等很难保持稳定。有的纯粹是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卫生指标不合格，农残超标。

5：管理水平低，管理不规范。由于我国茶叶经营以家庭经营为主，经营者普遍对管理重视不够，管理人员基本上没有受过管理专业培训，家族管理盛行，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接受程度不高，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现有企业潜力难以发挥。

到了唐宋时期，茶叶的消费逐渐普及，政府当然又开始打起了它的主意。

最早对茶实行专卖的是唐代，不过那时候茶还是高档消费品，饮用的人不多，因此收入不多，最高不超过40万贯。到了宋代，茶开始步入寻常百姓家，对茶的专卖开始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

宋代茶叶的主要产区在秦岭、淮河以南，政府在这些地方成立了6个‘榷货务’负责对茶实行专卖。

政府规定，茶农所生产的茶不得私自出售，一律要卖给‘山场’（‘山场’再把收购的茶送到‘榷货务’），收购价格以品质不同差别很大，差的安徽茶（以古徽州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茶叶系列）15文/斤，好的杭州茶185文/斤，最好的海州茶可达850文/斤。

政府给茶农的收购款是预先支付的，茶农要为此付20%的利息。另外，收购时每100斤茶还要扣除25%的‘耗茶’（茶叶会缩水）。总而言之，老百姓和政府打交道一定是吃亏的。

当时生产茶叶的成本是这样的，工人工资是60文/天，4个人工可以生产18斤茶。换句话说，成本是13文/斤。扣除利息和耗茶，低档茶根本无利可图，高档的就赚到了。

政府收购到茶以后有两种销售方式，一是‘官鬻’，主要是卖给老外，对金、夏的贸易普通老百姓是不能染指的。

再就是‘通商’，卖给商人。

商人想做茶叶生意必须首先到东京去交钱，东京也有一个‘榷货务’，这个机构是负责收钱的，收到钱以后开具提货单，商人凭提货单到南方的‘榷货务’提货。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当时使用的货币是钱和帛，运输非常麻烦，政府就把这项工作转嫁给了商人。另外当时地方政府也常常挪用政府款项，此举也避免了这个弊端。

这个称为‘入中钱帛’，简称‘入中’。

宋朝建立不久就开始和金夏等国打仗，边防军队需要大量粮食，政府又想出一个主意，鼓励老百姓自己把粮食运到边境，驻军收到粮食以后给他们开具‘交引’，凭借这个‘交引’到东京可以领钱帛，也可以领茶叶的提货单。

这个称‘入边趋粟’，简称‘入边’。

‘入边’政策实行以后，很多老百姓都踊跃往边关送粮，拿到‘交引’以后他们没有实力做茶叶生意，就把它卖了。这样一来，‘交引’就宛如一种有价证券，在东京和各大城市都出现了‘交引’的交易所。

平心而论，这个政策是不错的，为国家省却了采购、运输物资的负担。但是推行既久，弊端渐生。

当时战局吃紧，边防军的需求不断扩大，粮食的价格就被炒上去了。当时内地粮价不过十几文，在河北却高达60文，在西北更高达1000文。对了，这其中也有相互勾结、营私

舞弊的因素，中国人的智慧真是伟大啊 这样一来，大家拿着‘交引’到东京去拿钱，政府没有这么多钱；到南方去取茶，也没有这么多茶。

如此这般，在东京证券交易所里‘交引’狂跌，政府的财政也日益亏空，不得不想办法改革。

景德年间（1005--1022），李特等人实行改革：（1）规定边境地区的粮价（2）除茶叶以外，增加‘香药宝货’‘东南缗钱’作为支付手段，合称‘三说’（‘说’通‘兑’）。

这个办法治标不治本，一者难以从根本杜绝边关的舞弊，再者大家对于‘香药宝货’‘东南缗钱’兴趣不大，需要的还是茶。政府困境依然如故。

于是不久又实行改革，新办法有两种，一是‘贴射法’，就是政府不再收购茶，由商人和茶农自行交易，只要在交易前把政府应得的利润交纳就可以。

顺便说一下政府的利润情况，在淮南，商人给茶农25文/斤，给政府31文/斤，真是万恶的旧社会。

另一个是‘见钱法’，就是最初提到的办法，在东京交钱，在南方提货。

这两个方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把茶叶专卖和军粮问题分割开来，省却了许多麻烦。

新办法实行以后遭到了强烈抨击，因为当时靠东京证券交易所吃饭的人很多，军队没机会捞钱自然也反对。于是各派政治势力就在政治局里倾轧起来，新派失势被流放到海南岛，‘见钱法’就变成‘三说法’；旧派失势被流放到海南岛，‘三说法’就变成了‘见钱法’。

最后新派获胜，茶和边防终于割断了瓜葛。

老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统计数据表明，茶叶产量不断递减，只及过去产量的50%。

倒不是说茶农不种茶了，而是他们把茶叶偷偷卖给了走私犯。

我们知道，政府既然垄断，茶叶价格自然高昂，铤而走险走私的人自然就多。而且收购部门压级压价，茶农也不愿意把好茶卖给政府。这样一来，私茶既便宜又好，当然非常受欢迎，就好象现在大家喜欢d版的道理一样。

对于走私，政府一向是很有打击力度的。当时规定，走私数额较少者‘答四十’，就是用一尺长的竹棍打pp；走私数量较多者‘杖八十’，也是打pp，不过是用很粗很长的大木棍，就是《三笑》里秋香用的那种。（顺便说一句，对于走私货物，在补交税款以后并不全部没收，只没收1/3）

但是厚利之下、必有勇夫，政府防不胜防。随着茶产量的锐减，政府收入不断减少，而经常性的行政支出依然如故。于是有识之士就提出干脆取消专卖制度，对于茶就如同普通货物一样征税。

嘉佑4年（1059年），政府下令取消专卖，实行通商。

通

商实施以后，茶如同普通货物一样纳税，分为‘过税’和‘住税’，每斤若干文。但是有一点很不合理，无论高档茶还是低档茶交纳的钱都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政府不与民争利总是好事。事实上，通商以后政府收入还高于以往，同时又裁撤了许多机构，更节约了负担，对于老百姓来说，现在可以喝价廉物美的茶，自然更是大好事。

可惜政府总是邪恶的时候居多，几十年以后，蔡京执政，又开始打茶叶的主意。

崇宁4年（1105年），蔡京开始推行‘茶引制度’。该制度规定，商人买卖茶之前必须向政府购买‘茶引’，‘茶引’上注明商人的姓名、购货地方、销售区域。

‘茶引’分‘长引’、‘短引’，前者用于长途贩运，价格是100贯/120斤；后者用于在当地销售，价格20贯/25斤。

与以往的制度不同之处在于政府不再收购、销售茶，也不再对茶农发放贷款，对于价格也不再过问，一切交易由商人和茶农自行商谈。

这个‘茶引’制度纯粹是一种许可证制度，简便易行，既增加了收入，又省却了诸多机构。以后南宋、明清都沿用这种制度。

再说一说两个特殊地区。

一是淮南，这里不归6个‘榷货务’管辖，另有13‘山茶场’，‘榷货务’只负责茶叶的储藏和发放，‘山茶场’还负责贷款发放、茶叶收购。

一是四川，这里的茶原先不实行专卖。四川当时茶产量占全国的40%，估计因为饮茶者甚多，政府怕引起民变，因此不专卖，只是不允许他们输出茶叶。

后来，内地茶叶开禁，四川倒开始实行专卖了。因为这时候政府要在青海打仗，马匹匮乏，就准备用四川的茶和羌人换马，是为‘茶马贸易’的开始。

以后蔡京行‘茶引’制度后，四川就和内地一样了。

最后再谈两个问题。

1、总的说来，当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从数量上说，全国产量不过5000万斤，人均不过一、两斤；从价格上说，一斤茶可以买十几斤乃至几十斤米。所以穷人喝茶并不普遍，大家看《水浒》就可以发现，那些好汉口渴了都不喝茶，而是进酒馆喝上几角酒。

2、宋代茶税收入最高不超过300万贯，不及盐（3000万贯）、酒（1400万贯）远甚，只占政府岁入的3%。即便如此，政府依然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窥斑见豹，宋政府的黑暗可想而知。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茶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具有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大宗生产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征收茶叶赋税，并逐渐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来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几，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来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当时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是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心楼，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奏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敢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昙花一现，未普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茶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户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撰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唐代茶学家、茶文化奠基人）《茶经（唐代陆羽创作茶学专著）》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种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新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叶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唐代官员张又新所著书籍）》一卷，温庭筠《采药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茶谱（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等共10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的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咏茶唐诗）·序》中说：“季疵以前，称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茶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