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互市

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谓：“（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知以茶与外蕃易马，不始于宋，实始于唐，亦可见中国茶叶输人外蕃，开始于唐。外蕃嗜好中国之茶盖亦有故。

《宋史·职官志》云：“（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

《明史·食货志》谓：“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与此正同。陆游《南唐书》提及：契丹虽通商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确系实情。北蕃好食肉，必饮茶，因茶可清肉之浓味。今蒙古人好饮茶，可为例证，不饮茶，多困于病，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团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价买之，宋·张舜民《画漫录》云：“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鳞为副，曰：‘盖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俦敢与北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辽，广贮团茶，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

似此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对于洮河西宁一带之西蕃，皆以茶马为羁縻。

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如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包括民族间贸易之事宜。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

在唐代茶马互市（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出现之前，中原王朝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它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绢马贸易在历史上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它曾经是中原王朝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国有关茶叶的记载比较早，而茶叶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则是唐代或准确说是中唐以后的事。

买卖茶机构，在成都府路八个州设置24个买茶场。在陕西设置50个卖茶场。卖茶场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全部收购茶农的茶叶，茶商必须向茶场买茶，不能和茶农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贩，许人告捕、治予重罪。买茶场属茶马司直接领导，但“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各级地方长官，均有义不容辞的监督之责。各买茶场并设有专典、库秤、牙人等办理买茶和征税事宜。并制定了各场收购定额和超额奖励欠额惩罚条例。卖茶场主要任务是把四川运去的茶叶按官价出卖或易马，同样属茶马司领导，地方长官也有监督之责，同样制定了销售定额和奖惩条例。

买马机构：熙宁八年，在熙河路设置六个买马场，后又在秦风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沪州等地增设。茶马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调整，组织的严密，奖励和惩罚诸措施，对保证茶马贸易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湖南长沙府安化牛田保上中下三区，脚挑马驮集中于牛田驿今洞市，用竹排木排顺麻溪于麻溪口入资水，然后用船顺资水，经益阳，经湘阴，一百二十里入洞庭湖；一百三十里，经岳阳府巴陵入长江，经临湘，湖北武昌府嘉鱼，江夏，四百二十五里达汉阳府汉阳县汉口镇。计一千一百里许。

或自湖南长沙府安化牛田上中下三区，脚挑马驮集中于牛田驿今洞市 ，用竹排木排顺麻溪于麻溪口入资水，然后用船顺资水，经益阳，经湘阴，一百二十里入洞庭湖；过洞庭四百二十五里集中于长沙靖港入湘江

另有陆路2线经新化至宝庆 经梅城，宁乡至长沙万里茶路地图。

麻溪洞市茶集中到汉口后，再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后上岸以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再用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 然后由恰克图销往欧洲和远东地区。并走西口经包头、哈萨克斯坦供应当地的牧民。 然后从俄国输入的货物主要是皮毛、哈喇、呢子、毛毯、哔叽、钟表、金沙、皮毛、五金、玻璃器具等。 由洞市茶农和晋商家族共同开辟。

晋商是明清商帮中重要一支，其中的茶商以明茶马互市为发端，至清代日渐兴盛，成为国内主要茶叶商帮之一。湖南是著名茶叶产区，晋商在湖南安化采茶、制茶，并将加工后的茶叶运销到西北茶市，实现了一体化的经营方式，促进了国内及国际茶叶贸易的发展。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安化当地形成了以茶叶生产、加工及包装一体化的地区生产格局，极大地促进了湖南及安化当地经济的发展，晋帮茶商也因此获利，二者在茶叶贸易中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机制

山西茶商来安化收购黑茶，首选乔口设庄，时安化黑茶以高马二溪及六洞茶最好，即田庄乡的高家溪、马家溪及思贤溪之火烧洞、竹林溪之条鱼洞、大酉溪之漂水洞、檀香洞、黄沙溪之深水洞、竹坪溪之仙缸洞。其次是资江北岸的香炉山、黄茅冲、白岩山、黄标界、任家坪、云皮溪、湖南坡等处，质量也很有名，产量比较集中，都距乔口较近。同时，乔口地处资江江边，茶叶输出极为方便，说明晋商已具商业营销的战略眼光。步晋商之后，是陕、甘等省茶商，再后是鄂及省内商贩。　茶庄经营黑茶，开始比较简单。明朝规定茶商先向朝廷纳税，领取“引票”，凭引票来安化采购，按规定重量压成包，再运往西北销售，所以称为“引茶”，又称官茶。按制每引正茶100斤（当时1斤合596.82克，即56.68公斤）可带损耗10斤，称为“附茶”或副茶，共计110斤（65.65公斤）。运至陕西茶马司。清顺治年间（1644-1661）附茶增至14斤，雍正七年（1729）更增加到28斤，连同正茶共128斤（合76.39 公斤）。以后茶商借口茶农交售的茶叶水分，灰分过多，任意增加附茶，最后竟每引高达90公斤。左宗棠早年曾在安化小淹陶澍家中作家庭教师多年，对茶区生产、生活及茶市情况洞悉一切。同治末年（1773）出任陕甘总督以后，改以票代引，每票40引，正附茶为3205.5公斤，比雍正年间的引票，茶农少交茶1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茶农利益。

引茶分“陕引”、“甘引”，“陕引”色黑，叶质较嫩；“甘引”色黄，叶质较粗。清顺治时，茶商将“甘引”运至陕西泾阳委托当地茶坊加工成茯砖，数量占引茶的四分之三以上。茯砖运输、边民收藏、饮用更加方便。过去那种每包90公斤重的引茶遂成历史。乾隆时（18世纪）晋、陕茶商在安化采办“陕引”，就地加工成散茶成品，分“芽尖、白毛尖、天尖、贡尖、乡尖（即生尖）、捆尖”几种。芽尖、白毛尖为高档礼品茶。天尖以下各茶为商品茶，清末以后，只产天、贡、生尖三种。

道光元年（1821）以前，陕商托人下乡采办“陕引”，踩捆成包，叫“澧河茶”，后改称“百两茶”，踩成小圆柱形。同治年间（1862）晋商的《三和公》茶行在“百两茶”的基础上选用较佳原料，增加重量，用棕片与篾篓捆压而成花卷茶，每支净重1000两（含37.27公斤），又称“千两茶”，以边江为主要产地，在边区用骆驼运输极为方便，与砖茶一样，愈陈质量愈好，产品问世以后，深受销区欢迎。

洞市老街座子坳碑刻文字内容可以充分反映这段茶叶贸易的历史。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

茶马互市对维护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其次，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713－756年）之间，稍稍有之，至德大历（756－779年）遂多，建中（780－783年）以后盛矣。

据《封氏闻见记》载：唐代除南方盛产茶叶并普及饮茶外，中原地区也无处不卖茶和饮茶。不仅如此，当时饮茶已经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的程度，唐代就有“因南临茶山，县以为名”的例子。有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唐代茶学家、茶文化奠基人）撰写经典著作《茶经（唐代陆羽创作茶学专著）》而标志着出现了茶学；茶始征收税，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茶叶开始销边，开始了茶马互市。唐代中国的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大、饮茶之风更加盛行，甚至连周边少数民族也以饮茶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唐代茶叶专家陆羽撰写的不朽著作《茶经》，不仅仅在内地广为流传，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浑等西北少数民族请求和市，百废待兴的唐王朝下令批准了这一要求。唐朝同意在承风戍（今青海省贵德境内）互市。唐朝曾经派遣使者李远等人出使吐谷浑，“与敦和好”。有的学者指出，这次吐谷浑与唐朝的互市，实际上首先是由唐朝主动提出的，与其说是吐谷浑请求互市，不如说是唐朝主动要求互市，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恢复和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是唐王朝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另外对战马和畜力的迫切需求，以及缓和与强大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唐朝及时恢复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市”，在较短时期内就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了“杂畜被野”的盛况。已经难能确定当时双方用何物进行互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内地所产的丝织品和茶叶是唐王朝用于互市的基本内容，而牲畜则是少数民族用于互市的主要商品。唐玄宗开元（713～741年）年间，长安政府曾经“发使及典缣等，大赉缯锦，将于石国和市犬马”。这里已经明显地具有官方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互市的性质，而不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贡赐贸易。当时互市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愿望和要求，少数民族方面同样也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如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突厥突骑施可汗苏禄，就曾经派遣牙官送马1，000匹到安西互市。虽然因具体环节出问题而没有成功，但却反映各族之间要求互市的强烈要求。

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深度认识

唐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已经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比较深度的认识，清楚这是和平年代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正如唐玄宗在开元九年（721年）所指出的：“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利”。实际上，按唐玄宗所言，当时已经认识到民族互市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意义。即是如此，唐代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贸易――诸如绢马贸易――只能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能使中央王朝的财政负担接受，如果出现逆差，则必然会成为经济上的一种压力。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就对与突厥之间的绢马逆差表示不满和担忧：

往者先（毗伽）可汗在日，每年纳马不过三四千匹，马既无多，物亦易办。此度所纳，前后一万四千，缘儿初立可汗，朕又结为父子，恩义相及，不可却回，所以总留，计物五十万匹，兼属国家大礼，并放天下租调，用度无穷，非特和市，缘此马价，通容稍迟，处罗达干未还，不是故为留滞，念悉此意，当复宽心。今见续续市易，不久望了，即当发遣，回日非赊，在此还如当家，去住亦何异也。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约有定准，来使交易，发遣易为，事须长久，不是限隔。

按唐玄宗的看法，当时唐朝与突厥的绢马贸易中以年3，000－4，000匹马数为宜，如果年交易额达14，000匹马，则须花费绢帛达50万匹，这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唐王朝正常的承受能力。当然，也能从唐玄宗的这道敕书中看出，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与突厥的绢马贸易是相当活跃的。

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古代中国朝廷用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一个做茶膏的院子）。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春季采摘的头几批鲜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以茶易马是诸物资中最佳选择。宋初以铜钱、绢、茶等易马。以铜钱买马，存在三个问题，据史载，综合平衡计算马价，平均每匹约30贯钱，以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计算，耗资七十五万贯，非国家财力所能负担，此其一。北宋初年。铜饯大量流往宋朝统治以外地区。导致钱荒，影响货币流通与市场繁荣。此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是，“戌人得钱，悉销铸为（兵）器”，这就等于为对方输送武器，增强了他门进攻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本身的抵御能力，在军事上造成极大的危害，此其三。所以不能以铜钱买马。

再看以绢买马。太宗、真宗时，宋中央政府二税收入的绸绢每年不足二百万匹。一匹绢值一贯，一匹马值三十贯，则需三十匹绢买一匹马，绢贱马贵。平均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则中央财政绢的支出几乎占全年二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也是宋政府财力无法承受的。只有茶货源充足，牧民又喜爱，故以茶易马是中央财政最佳方案，从而推动了茶马互市贸易的发展。

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行茶马法（中国旧时封建政府用专控茶叶向西北少数民族商人交换马匹的制度），于成都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其政。1371年（明洪武四年），户部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清代茶马政策是明代茶马政策的延续。雍正十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茶马互市控制云南边疆土司以及边境诸国战马数量，最后成功平叛并顺利推行改土归流就是一个著名案例。由于茶是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统治者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和运销，并严禁私贩。以茶易马，在满足国家军事需求的同时，也以此作为加强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后来随着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发展，民间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进行贸易。后茶马贸易制度崩坏日甚，虽时下禁私茶之令，但民间茶马贸易愈益兴盛。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

茶马比价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比价是否公平合理，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宋政府确定“随市增减，价例不定”的原则，是符合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是深谋熟虑的结果。元丰间，马源充裕，一百斤茶可换一匹马。后以茶价格下滑，要二百五十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崇宁年间，“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三等，纲马六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者220斤，下等者200斤。纲马六等，每匹分别折茶176斤、169斤、164斤、154斤、149 斤、132斤”。南宋时，马源锐减，马价上涨十多倍，要千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可以看出，茶马比价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马质优劣来确定的，可说是既公平又合理。

为了鼓励吐蕃以马易茶，宋政府还规定易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这种削价政策，既刺激了战马的来源，又“马来既众，则售茶亦多”，薄利多销，同样获得厚刊。同时又规定好茶专用易马，不得商卖，雅州名山茶是川茶中的上等茶，“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阙”，用名山茶易马，最受少数民族欢迎。

宋代买马分两种，其一曰良马，用于战争，主要来自今青海地区的吐著等少数民族，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买这种马的意图有二，一是从羁縻马中挑选一部份良健的为战马，以补充战马来源的不足。二是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使他们不致反抗宋政府。在当时政治、经济中产上了很大的影响。

宋代茶马贸易政策已臻完善，各种举措也很有力。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各等按马骏驾折茶不一；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马来既众，财售茶亦多”有利多销；又规定品质好的雅州名山茶专用于博马，在博马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禁止商人贩运等等。所有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欢迎和拥护，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所以笔者认为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

宋代与吐蕃等少数民族通过茶马互市贸易促进了经济的紧荣。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上特产大量流入汉族地区，而汉族地区的绢、布、陶瓷、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副土特产也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促进了当地手工等产业的发展，同时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吐蕃驱马来买茶，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官员，也有百姓，与汉族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和接触，这就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增进理解与友谊。西北地区的吐蕃就是通过茶马交往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的统治，边疆地区也比较安宁，并共同抵抗西夏的进攻。西夏与宋对峙，茶无来源，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迫使与宋一度议和，购进茶叶。所以茶马贸易对增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

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商贸通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