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商

茶商，指经营茶叶生意的商人。既有中国茶商，也有外国茶商；既有古代茶商，也有现代茶商。有茶叶，有贸易，就有茶商。

清政府特许经营茶叶的专卖商人。清初茶叶仍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商人不能随意贩运。产茶地区生产的茶叶，除少数优质茶叶作为“贡茶（古代中国朝廷用茶）”，由政府委派官员采办以供奉皇室外。大抵有“官茶”、“商茶”之分。“官茶”由政府委派茶马御史招专商领引纳课后，从产茶区贩运到陕甘等地，交售给官府的茶马司，然后由茶马司将茶叶与西北等地少数民族交易马匹。“商茶”由茶商向政府请引后，从产茶区运销各地或输往国外，茶引一道，准运茶一百斤，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引价银各地不同，浙江省每引一道，卖银一钱，其他省份亦有更高者。清政府规定：无论“官茶”、“商茶”，都不许与茶引相离。茶商领引贩茶，须经税关“截验”放行。如茶无引，或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卖茶毕，残引须缴回原颁发茶引的官府。有清一代，除了实行上述“引法”之外，亦兼有实行“票法”的。

茶商因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不同，大致可分为收购商、茶行商和运销茶商。

茶叶收购商人，有的地方称为“螺司”。他们深入茶山，向零星茶户（茶叶生产者）收购毛茶，然后卖与茶行商人。有的地方没有这类收购商，由茶户直接卖与茶行商人。

茶行商人的业务，主要是代运销茶商收购茶叶，他们一般为经纪人，亦有兼营毛茶加工业务者。运销茶商至产茶区贩茶，必投茶行，给验茶引，预付货款。茶行商人代为收购，抽取佣金。开设茶行，要经过官府批准，领取照帖。官府禁止私自开设茶行。

运销茶商大致有两种，运销“官茶”的称“引商”；运销“商茶”的称“客贩”。“引商”请引于部，每运一引（一百斤）茶叶到陕甘等地的茶马司，五十斤“交官中马”，五十斤“听商自卖”，另外还允许带销“附茶”十四斤，作为“官茶”运脚之费。“客贩”请引于地方政府，专门运销“商茶”，除缴纳引课之外，凡遇税关，需验引抽税。产茶区生产的茶叶，要先尽“引商”收买。然后方给“客贩”运销。

康熙中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马已足用，向陕甘等地易马渐无必要。同时，因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以后，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于是，经营“官茶”的“引商”开始衰落，而经营“商茶”的“客贩”却日渐兴盛。闽、粤商人因广州开放对外通商，开始大量经销“商茶”装载出口，或销往南洋一带，或外销东印度公司。秦晋商人则运茶到天津、张家口等地，由俄国商人陆运至东欧等地。过去经营“官茶”的晋商、徽商，亦有转而经营“商茶”的。

清代茶商借垄断茶叶运销之权，在产茶区收购茶叶时，或则冒指“官茶”，以便压低价格或则多取“样茶”，任意勒索；或秤则任意轻重，银则熔改低色。此外，他们还用预买的形式贷款给茶叶生产者，以高利贷的方式盘剥茶户，并使茶户屈从于商人资本。在茶商的残酷剥削下，茶户小生产者生活困苦不堪，致使许多茶园生产难以改进。茶商在销售茶叶时，又采取以次充好，掺杂水湿等手法剥削消费者。茶商通过种种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攫取暴利。累积起巨额资本。如山西茶商，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两，有的甚至达二百余万两之多。广东茶商也有富至百万者。而浙江茶商中有每年经营十四万引茶叶买卖的巨贾。

18世纪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茶商为了保证茶叶的收购数量和质量，开始把他们的资本由流通领域投放到生产领域。在云南、湖南和浙江等省的一些茶叶产区，有的茶商从茶农手中收进毛茶以后，在产地或集散地点雇佣茶工进行加工，精制成适销对路的茶叶品种；有的茶商租山种茶，设厂制茶，进行茶叶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鸦片等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为弥补外贸入超，中国丝、茶的输出激增，茶商此时、获利极多。上海、福州、汉口等地相继成为茶叶外销的主要市场，其中上海成了各地茶商荟萃之处。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上海茶商多有设立经营改制、外销茶叶的茶栈，同时，各地茶商还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

1853年（咸丰三年），清政府开始征收厘金税。茶商贩茶，除纳引课茶税之外，凡遇厘卡，还要缴纳厘金。因此茶商的税务负担加重。但当时茶叶畅销国内外，茶商获利丰厚，茶商可抬高售价，把税务负担转嫁给消费者。但到光绪年间（1875～1908），外销茶叶开始遭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国茶叶的竞争，销路日益壅塞，茶价急剧下跌。加上茶税、厘金过重，茶商境遇大困，许多人因此破产。茶商在此情况下，为图维持，不得不向外国资本贷款，遂受外商控制。到清末，茶商资本渐渐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

徽州地处亚热带，重峦叠翠，雾色空檬，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宜茶宜林，茶叶便成为徽商赖以发迹的主要行业之一。

徽州商人四出经营茶叶，史料可查，始于明代。而徽州的茶叶买卖是很早的。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中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明原属祁门之浮梁，远在1100多年前就已成为茶叶的集散地。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歙州司马张途著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所载：“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给食、供赋，悉恃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可见当时祁门茶市相当兴隆。宋代《贡茶录（古代中国饮茶论著）》所说的：“早春英华，来泉胜金”，诸名茶皆出自徽州。

徽商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茶号”犹如当今的茶叶精制厂，乃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茶庄”，乃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茶栈”，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

徽商的内销茶经（唐代陆羽创作茶学专著）营，谓之“茶庄”，明代即有茶叶运销京津的，迩后遍及东北、鲁、豫、江、浙、沪等地。清代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徽商在北京设有茶行7家、茶庄千家以上，在津、沪开茶庄也不下百家。茶叶经营日盛，由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镇，江、浙等一些小镇也有了徽籍人开的茶店。其时王茂荫的祖父王槐康就在通县开设森盛茶庄。当时，内销茶花色品种甚多，有松萝、六方、毛峰、烘青、炒青等数类数十种，后又有各种花茶，所以有“茶叶卖到老，名字记不清”之说。茶商在外开茶庄、茶行很快发迹者，各地均有，明清歙人吴景华、吴永祥、吴炽甫在京经营茶叶，均成为赫赫巨富。

徽商的外销茶经营，谓之“洋庄”，始于清嘉道前后。当时英国控制印度，大量鸦片输入我国，换取丝茶。徽商开始是“漂广东”，由于海禁，当时买卖双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价格茶商可以自主，因之利润较高，谓之“发洋财”。五口通商以后，交易地点慢慢转移到上海。婺、休、歙三县茶商以新安江运输方便，集中在屯溪设号精制，得名“屯绿”，销往俄国和欧美国家。在“屯绿”外销兴盛的1920年，屯溪茶号达109家之多，故有“未见屯溪面，十里闻茶香，踏进茶号门，神怡忘故乡”和“屯溪船上客，前渡去装茶”之诗句。1875年，自闽罢官回乡的余干臣，在祁门按“闽红”的制作方法，改“绿”为“红”，从此，祁门功夫红茶开始问世，销往国外。“祁红”茶号也发展到近百家。1915年，“祁红”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奖。

茶号系季节性经营，然徽州茶商并不闲暇。他们多半兼营其它行业，或开钱庄、布店、南货店，或为木材、粮油行商.在上海茶界的郑镒源，洪纯之两巨子，就分别兼营钱庄和绸、瓷业。一些中小茶商，在茶季来临，资金重点投入茶叶，茶叶脱手，又在沪、杭采购各类商品回徽州贩卖，所以徽州茶商大都家大业大，根基甚牢。

历来茶商均是各自经营，清末吴俊德、洪其相发动建立六邑茶务总会，才有了茶商组织。30年后改为茶叶公会，但都是办理日常事务，并不研究生产经营。且徽州茶商素无外贸机构的设置，这就给外商造就机会，操纵市场，尽量压低外销茶价，有些茶栈也从旁以回收贷款等方式施加压力，迫使外销茶商就范。抗日战争开始，渠道不畅，外销阻滞，“祁红”与“屯绿’出口日渐减少，1944年，由最高收购26万担，下降到不到8万担，当时，多少茶商为之衰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