榷茶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积贫积弱”封建王朝，与契丹（辽）、西夏（党项）、女贞（金）烽火不息，财政困难、战马短缺是两大难题，“困扰着皇室宫廷，故入宋以后，倍加重视榷茶制度。

宋代是中国茶叶生产飞跃发展时期，茶的种植面积和区域有所扩大，产量大有增加，测算有5300多万斤，较唐代增长2倍多。茶已成为南宁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物。

据《宋会要·兵》记载，买马经费的来源是“布、帛、茶、他物充其值”，茶课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高宗末年国家财政收入为5940余万贯，茶利占6.4%；孝宗时为6530余万贯，茶利占12%，由此可见茶课之丰厚。而由于“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茶成了博马的必需物资。茶的政治属性已远远超过商品属性，故入宋后皇帝、大臣、经济学家都直接参与茶法的制定和修订，而且争论非常激烈，变更也很频繁，使茶法日臻完善。

北宋建都开封，受契丹、西夏军事威胁，而国家财政主要依靠东南。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开始禁榷东南各省茶叶，于汴京、建安、汉阳等地置榷货务，后调整为六个，“令商人人金帛京师，执引诣沿江给茶”，“令民折茶税（税务局茶叶税收）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下送官及私藏者，、没入之”，并禁园户（茶农）“毁败茶树”和卖“伪茶”，官吏私贩者同罪。另外，又在淮南设立十三场（宋代茶交易场所），在其管辖内的园户隶属于山场，山场是征收茶租、收购茶叶和贩卖茶叶的场所。这样，形成了“天下茶（中国古代婚俗）皆禁，唯川峡两广听民自卖，禁其出境”的局面。尔后，于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驰禁，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复禁。

神宗即位，有所振作，力图富国强兵，采纳了王韶招抚蕃族，进图西夏的建议，要在与四川接壤的熙河打仗，需要军饷，这就不可能舍近求远（东南），故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四川成都府设立市马务，川茶官榷，卖茶博马，历史上的“茶马法（中国旧时封建政府用专控茶叶向西北少数民族商人交换马匹的制度）”即从这一年开始。川茶禁榷后就一直没有驰禁，造成嘉祐四年后“天下茶法既通商，而两川独行禁榷”的局面。

宋代茶法（宋代沈括创作作品），虽然作过多次改变，但概括起来，不外交引榷茶和贻射通商两种办法流行行使，在两宋期间极其复杂、曲折。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或许有人会说，榷茶和茶马互市（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不是在唐代就有了吗？是的，唐文宗时，王涯为司空，兼任榷茶使，大和九年十月颁令榷茶，但十一月王涯被杀，榷茶刚刚开始就夭折了。所以，榷茶和茶马互市，虽提出和见之于唐，但实际成制于宋。

榷茶作为一种比较固定的制度，始行于宋代初年。乾德二年（964），“令京师、建安（今福建建瓯县）、汉阳、蕲口（今湖北蕲春县）并置场榷茶”，开宋代榷茶之始。乾德三年，又以苏晓为准南转运使，“榷薪、黄、舒、庐、寿五州茶，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百余万缗。”宋朝开始设立的这些榷货务和山场，经不断调整变化，最后至太平兴国年间，才相对稳定为六务十三场。六个榷货务是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汉阳、无为（今安徽无为县）和蕲州的蕲口；江淮间所设的十三个山场是薪州的王祺、石桥、洗马、黄梅，黄州的麻城，庐州的王同，舒州的太湖、罗源，寿州的霍山、麻步、开顺口，光州的商志愿、子安等。榷制规定，园户生产茶叶，先向山场领取“本钱”，采制以后，除交纳租税和本钱的茶叶外，余额也全部交售给山场。商人买茶，先向榷货务交付金帛，然后凭证到榷货务或指定的山场兑取茶叶。

宋代榷茶的政策或制度，由于其政权长期处在一种动乱中，所以变化很大。如开始榷茶，只限江淮、东南一带，“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嘉祐四年（1059），废榷茶改行通商法（徽宗崇宁元年又复榷东南茶）；至熙宁七年（1074），“天下茶法既通，而两川独行禁榷”，在原来不榷茶的川峡地区，增设提举司，榷川茶以换取边马。又如商人向榷货务购茶，先后只须交付金帛，雍熙（948）后，由于军需紧缺，改令商人输粟京师，或纳粮刍于边塞，然后按值付券兑取荆湘、江淮茶叶。这也就是北宋榷茶中一度推行过的贴射、三说和四说诸法。再如徽宗以前榷茶制度变化多而乱，崇宁四年（1105），推行引法，榷制才相对稳定下来。引法分长引、短引二种。短引限于产地邻近州县出售：长引在商人纳银钱和边粮后，由榷货务发引，自买于园户，然后贩销指定的较远州军。

唐代榷茶的目的，最主要是增加国库收入，晚唐”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四川茶利足以弥补唐王朝巨大军费开支。第二，榷茶为了茶马互市，回屹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第三，榷茶为了抑商，禁榷制度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往。

榷茶（taxation and monopoly of tea）

榷，本义为独木桥，引申为专利、专卖、垄断。《史记·五宗世家》：“韦昭曰……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

唐王朝茶叶生产大发展，物资丰富，商人榷茶可以致富，而国家又出现了财政危机，因而效法禁榷制度。宰相赵赞建议税天下茶，十取其一。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张滂创立税茶法，形成定制。“（太和九年十月乙亥），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自涯始也。”到武宗时期“禁民私卖”，榷茶形成制度。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湟源--茶马互市 湟源县西邻藏地，是古代汉地西面最边缘的地区，这个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就是汉藏通商的“口岸”，是一处著名的“茶马互市”故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置了“检举茶监司”这样的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在交易的地方设置“茶马司”。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马互市也是制约藏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 对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禁榷制度的理论在西汉建立起来之后，即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赞赏并竭力推行。榷茶制度在唐代形成之后，即为历代相沿袭，直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中叶才告消失。

南宋、元、明和清代前期，虽有时也实行税茶或其它榷茶方法，但基本上都沿用北宋的引制。如元朝，在长引、短引外，只增加一种专门批发给卖零茶者的“茶由”。明清时，分腹引、边引和土引三种，名称不同，但实际性质相近。腹引限销内地，边引运销边疆，土引专行土司所领地区。清咸丰（1855-1861）后，因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后允许外商在腹地设栈开厂，引法渐废，榷茶才最后为征收厘金或其它捐税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