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黄茶的历史沿革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温而祛疾”。可知当时蒙山确有茶经轻微发酵。清代名山知县赵懿《蒙顶茶说（清朝学者震钧所著《天咫偶闻》之卷八）》“每芽仅拣一叶，先火而焙之。焙用新火燃猛火，以纸裹叶熨釜中，侯半焉，出而揉之……所揉均摊于纸上，绷于釜口烘令干，又精拣其圆润完洁者为正片贡茶（古代中国朝廷用茶）。茶经焙，稍粗则叶背焦黄，稍嫩则黯黑……”，中文工艺可见现代黄茶“闷黄”雏形，一用纸包好后，用竹叶包好放到釜中；二闷烘，放到釜中，绷紧釜口，再烘干。

关于饼茶制作，陆羽（唐代茶学家、茶文化奠基人）《茶经（唐代陆羽创作茶学专著）》记载“若茶之至嫩者，蒸罢热捣，叶烂而芽笋存焉”。“蒸罢热捣”四字道出当时蒸青后的茶叶根本不降温干燥。“如同无意之中添加了在现代被称为“闷黄（黄茶制作特有的一道工序）”的工序，使茶、茶汤发黄”。南宋赵汝砺《北苑别录》有关于宋代饼茶加工的记载也表明，饼茶在蒸青后加水研磨，随后干燥，经历反复入火，过水的湿热环境，稍有不慎，茶色发黑。

然而，黄茶制作程序繁复，成本高昂，主要供应皇室，不适合平民饮用，故百姓多只闻其名，未见其形，也是后来蒙顶黄芽技术失传的原因。

由此可知，无论是茶叶蒸青后趁热捣碎，还是加水研磨，并反复焙火等，均无疑促使茶叶中多酚类物质氧化，茶色发黄，滋味醇化，只是古人无现代生物化学意义上“黄茶”的概念，多从外形上定名蒙山茶（四川省雅安市特产），其中蒙顶石花是最早（825年左右）有确切记载的，最富盛名的蒙山茶名品，可视为如今蒙顶黄芽（一种芽形黄茶）的肇始。且就蒙顶山而言，黄茶发展早于绿茶。

再者从品饮方面来看，陆羽《茶经 五之煮》有品茶前，将干茶“持以逼火，屡其翻正”的记载，“在唐代的干燥技术与贮藏条件下，饼茶含水量很高。饮用之前，如没有烤茶（白族的传统茶俗）的手续，则很难将饼茶碾碎成末，也很难保持茶的香味”。成都考古研究所根据宋代出土茶具认为宋代的茶叶主要是发酵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先后建立了蒙山茶厂，茶树良种（2002年金盾出版社出版图书）繁育场等茶叶生产发展企业，1958年，梁伯希等指导恢复蒙山传统名茶，1962——1965年间，杨天炯等结合现代技术，将蒙顶黄芽定为黄茶类，并系统总结了其制作工艺。

到了明清，散茶逐渐流行，炒青绿茶工艺日渐成熟，人们开始认识到加工及存放不当产生黄变对绿茶品质的影响，张源《茶录（古代中国饮茶论著）》提到炒制过程“久延则过熟，速起却还生，熟则犯黄，生则著黑”。闻龙《茶笺（闻龙创作的烹调饮食类书籍）》有“散所炒茶于筛上，阖户而焙。上面不可覆盖，以茶叶尚润，一覆则气闷罨黄”，又“松萝法”“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

随着人们不断认识与实践，最终发现黄变的“绿茶”有独特的滋味，加之绿茶长途运输进贡过程难免吸湿变质，进而探索发展了“闷黄”工艺，开始形成具现代意义的工艺黄茶，并以其工艺制作“仙茶”入贡。

“黄芽”名称最早来源有借名之意，道家烧丹以铅华为黄芽，铅外黑内怀金华，金华即黄芽，乃铅之精英也。故茶之黄芽，取义茶之精华也。而“黄芽”一词最早为茶名见于唐敬宗年间李肇《国史补》“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但彼时“黄芽”是指茶树品种，以自然发黄的茶芽蒸制为的团茶。